王 欣(刘海粟美术馆研究部副主任)
刘海粟先生是公认的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拓荒者与奠基人。同时,他也是构建中国现代美术公共领域的积极开拓者与实践者,在筚路蓝缕的创建中,以不屈不挠的精神贡献着自己的智慧与心血。
刘海粟,1896年出生于江苏常州。1911年,在父亲刘家凤的支持下来到上海进入周湘主办的“布景画传习所”学习绘画,半年之后回到家乡,在一个图画专修馆教画。随后于1912年在上海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从此刘海粟的艺术人生与这个城市相依相伴地展开了。
少年时代的刘海粟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壮怀激烈的政治变革: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在他的心中埋下了民主自由思想的种子。虽然百日维新的失败没有为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在政治格局上改变什么,但却真正开启了中国各阶层自觉地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进程,营造了新的社会舆论的风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争论中,维新教育思潮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经过维新宣传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为新式教育的建立和近代中国教育理论的成型创造了外部环境。同时运动造就并集结了一代新型的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他们都在日后与刘海粟的交往中积极地影响着这位壮志少年。正如美国学者张灏指出:“从所有这些与社会、国家以及文化传统发生的关系中,可以看到维新时代产生了新的社会类型的人,这些人和旧式士大夫截然不同。他们的出现,与新颖的思想风气、新的变革的组织工具以及正在成长的社会舆论一起,构成了维新时代的主要遗产。”这份珍贵的遗产包括如何利用公共传媒进行宣传与鼓动,如何组织强有力的学会来进行内部讨论和动员外部资源。这三者以犄角之势相互鼎力支持,在学会与新式学堂中进行讨论,在教学中进行实施与传播,通过媒体进行宣传,引导公众舆论,可以说,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公共领域的雏形,也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美术公共领域构建的酝酿设置了一个大环境,培育了良好的公众基础,储备了丰厚的人文资源。正是得益于新式学堂的创办和新式学生群体的形成,为社会培养了一个新的知识阶层,组成了接受新美术特别是油画的受众群体,使中国现代美术的推广与发展成为一种可能。
刘海粟对于中国美术公共领域的开拓是由1912年上海图画美术院的创办为序曲开始的。学校的办学目标不仅以教授研习绘画为单一目的,更以一种启蒙的姿态企图开化民众。因而,上海图画美术院被视为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美术学校,应该包含了对它以启蒙民众为己任的社会意义的肯定。经过了前一年的辛亥革命,这一年中华民国宣告成立,标志着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开始进入了中国权力的核心层。随后孙中山等人试图通过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改革工作,消除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建立一种新的国家秩序。由蔡元培就任教育总长,着手对封建主义旧教育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造,提出把美育列为民国教育的五项宗旨之一。刘海粟与他的同仁也许正是嗅到了这股新兴的空气,受鼓舞于蔡元培的美育教育观,敢为天下先地创办了这所学校。
在学校中刘海粟以个人的热情和对艺术的理解引进师资组织教学,把新的艺术理念和新的教学方法自上而下地推广到学生当中去,使学校成为美术公共领域构架的核心。从这个核心向四周发射中国新艺术发展的信号。首先在教学中推行“写生”,扭转了油画入境后,追崇早期日本以临摹为主的“临画教法”,推动了中国西洋画教学向规范性、科学性的转折。1914年在日本学习美术的陈抱一因病中途回国,在图画美术院短期任教。他按照日本东京美术学校的西画教学方法改进教学,开始采用景物和石膏模型写生,并代学校在东京菊地模型所订购了一个伏尔泰的石膏像。这种举动当时被认为为“过激”,时隔不久,也逐渐在其它的美术学校中得到推广。上海图画美术院不断吸收优秀的艺术师资,网罗当时美术界的先锋人物,在教学中传播新兴的艺术观。他们包括汪亚尘、俞寄凡、陈抱一、倪贻德、傅雷、张弦等。他们犹如虔诚的布道者,将当时世界艺术潮流中的新信息新观念传播出去,积极地培养艺术人才。学校还开风气之先,倡导男女生同校。1919年首次招收插班女生潘玉良等11名。在美术公共领域率先落实平等教育的理念。这所私立美术学校在艰难的办学过程中几易校址,却始终保持着一贯的开放心态,并在社会影响下自觉顺应潮流的变化,创新求变,兼容并蓄;同时积极担负起教化民风、移风易俗,领导社会风气的使命。它不仅培养新型的美术人才,还培育了一群新的美术接受的观众群,具有强烈的公共批评色彩。
同时以上海图画美术院为基地,艺术社团开始创立。1915年初,刘海粟、邬始光、俞寄凡、陈抱一、汪亚尘、沈伯尘、丁悚等七位老师筹划组织了“东方画会”。身体力行去普陀山实地写生,倡导写生、反对临摹。开创了中国现代西画家外景写生的先例,与打破临摹的教学改革相呼应。1919年9月,刘海粟、杨清磐、江新、丁悚、张辰伯、刘雅农、陈晓江等私立上海图画美术学校的教授以研究西洋画为目的,决定发起组织“天马会”。10月23日,“天马会”借私立上海图画美术学校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当日还在江苏省教育会举办“天马会首次画展”,设立事务所。刘海粟、江新、丁悚为西画审查负责人。它仿效法国沙龙和日本帝展,创立常年展览会。每年春秋两季征集国内新的绘画,陈列公众参观。“天马会”自成立以来,举行了8次展览活动,至1927年会员达到200余人,对中国油画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艺术社团是促进思想一致和组织团结的最重要的机制,它特殊的外部作用与社会性任务,最主要地体现在普及教育、启蒙群众并动员社会资源等方面。艺术社团作为美术公共领域的机制,为艺术家和热爱艺术的人提供一个场景,大家在这里展开艺术讨论与艺术批评,进而从艺术的范畴扩展到对民族、对国家命运的关心与担忧,以期通过美术来熏陶人生,文明社会。他们充当时代的代言人,民众的教育者,通过对于艺术的讨论,将深层的心灵关怀转向社会大众。社团出版自己的刊物,定期举办展览。通过公开的展览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使艺术作品不再成为小众的把玩而与广大观众直接发生接触,陶冶心灵。围绕着社团的艺术宗旨开展了一系列展览活动。在《为什么要开美术展览会》一文中,刘海粟开宗明义地主张通过举办美术展览会,对民众进行美育,使民众通过美的享受得到安慰,也通过美的熏陶来挽救社会的堕落,从而澄清黑暗而“同化于光明”。“为什么要举行美术展览会?现在的社会可说浑浊极了!黑暗极了!一般人们的思想、趣味,也觉得很卑下。金钱的压迫,权势的压制,是人们的悲哀!虚荣的引诱,物质的役使,尤其使青年们堕落!美术可以安慰人们的绝望和悲哀,可以挽救人们的堕落。要使群众享受美术,只有到处去举行美术展览会。我们说,坚执着说:美术表现人生,也是为人生而表现。我们表现的目的,并不是供少数人的叹赏为满足,我们希望这混浊而黑暗的社会,因着美术的发达而清澄,而同化于光明之中。” 显然,刘海粟关于美术展览价值功能的认识是与新文化运动息息相关的,因此这一时期的美术展览也越来越被赋予了民众启蒙与救世救国的功能与责任,而不仅仅被看成纯然满足美感及健康人格的培养和情感抒发的精神产品。
为了使倡导的新艺术得到更多的公众的接受,而不局限于学校和艺术社团的狭小圈子,构建公共领域中重要的一环——公众舆论,艺术杂志、旬刊、月刊相继出现,成为了很具规模和影响力的公众批判工具。整个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成为了美术公众舆论和批评的主战场。这里不得不提及这个城市的特殊背景。上海作为近代中国最早开埠的城市之一,拥有第一批产业工人,最早形成了市民阶层。同时由于积贫积弱的国家,上海又沦为远东文明的殖民地城市。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都在这里经营者自己的上海,形成了一市三治的特殊城市格局。由于三者在政治利益、政治运作机制、法律传统、文化传统、道德标准、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许多差异,上海在权力控制方面露出了缝隙甚至是权力真空,这样就为不同文化的共处、交流,融合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也使新思想的萌生与发展得到了充足的空间。这里成为了新文化运动时期西方文化登陆中国的堤岸和蓬勃发展的沃土。这里的思想言论自由程度并非一般的内地可比。市民阶层受到殖民文化的浸染,同时受到了资产阶级新思想和新生活方式的影响,思想开放,追慕西方,成为了不同于当时中国其它地区的特殊社会阶层。他们是公众的中坚力量,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阅读群体。一些上层社会群体和城市居民开始阅读杂志和画报,因而新美术的骁将把报刊、杂志视为了公众舆论的培养基地。1918年刘海粟领导下的上海美专创办了《美术》杂志。在第一期上就发表了刘海粟的《西画钩玄》,对西画近代思潮作了专题介绍,以及《致江苏省教育会提倡美术建议书》。 “五四”以后,多元化的西方绘画风格的传入在这本刊物中也得到反映。刘海粟的《画学上必要之点》一文在对现代西方油画诸派观察的基础上,提倡自由而率真的艺术创造,反对强制而固化的艺术。在出现美术的专业杂志之前,一些综合的报刊杂志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刊登文章介绍西方艺术。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东方杂志》。它成为了专业杂志出现前的发表美术公众舆论的园地,在普泛的公众阅读群里培育了专门的美术阅读公众。与美术学校、美术社团一起率先搭建了中国现代美术的公共领域的最初构架。《东方杂志》可以被视为是一份在“商务”支持下面向都市读者的“中层”刊物,创办于1904年,月刊,后改为半月刊,一直发行到1948年,每期销量曾高达一万五千,可见其庞大的读者群。杂志创办的三个目的是研究学理、启发思想和矫正习俗。杂志的编辑和重要作者以温和的立场寻求西方现代性和中国传统之间的调和。包括西方绘画在内的西方文明应该感谢这本刊物对它们的成功引介。通过购买杂志的商业中介使美术产生了独立与消费的批判和美学特征。将它从少数拥有者手中解放出来,让公众有欣赏和评判的可能。“五四”运动以后,随着先进思想潮流的广泛传播,艺术组织和艺术方面的刊物相继诞生了。1921年,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校友会编辑出版《美专月刊》。1922年,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建立“艺术学会”,编辑《艺术》周刊。1926年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编辑出版《文艺旬刊》。1932年,“摩社”创办《艺术学刊》。1933年“摩社”艺术月刊出版《艺术》。为了把自己的美术批评意见公之于众,刘海粟领导下的上海美专及相关艺术团体把定期出版杂志作为他们的新工具。“一份报刊是在公众的批判当中发展起来的,但它只是公众讨论的一个延伸,而且始终是公众的一个机制;其功能是传声筒和扩音机,而不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载体。……传播信念的报刊是公众的一个讨论机制,它首先关注的是确立公众的批评功能。”① 由于这些杂志基本上是由社团或个人承担经济风险,搜罗自己觉得合适的材料,自己支付稿费,因此刊物质量较高,每一期的刊物连续刊登的内容合在一起集中体现了社团的系统计划。同时由于违背了盈利原则,都不能坚持很久。《美术月刊》仅出版一期。《美术》共出版八期。《艺术旬刊》在出版了12期后宣布停刊。《艺术》出版两期。但正是因为像刘海粟这样一批百折不挠的新艺术的推动者坚持不懈地出版各种美术期刊,使杂志成为美术界同仁的新的联系方式和持不同观点者的论战舞台,更可以启蒙民众培育公众。
从上海图画美术院的创办到天马会的成立再到《艺术旬刊》的问世,刘海粟作为学校、社团、杂志的主要负责人和新文化新艺术的拥趸者为构建起美术学校、美术社团、美术刊物三位一体的中国现代美术公共领域殚精竭虑,劈荆斩棘。通过他积极推行的人体写生到长达十年之久的“模特儿”论战,最终战胜保守势力,可以看到美术公共领域构建的积极作用。
二十世纪的上半叶,以上海美专、天马社、摩社《美术》、《艺术旬刊》为代表的美术公共领域的建立为集结优秀的艺术家,培养新美术的人才,培育受过新教育的受众群以传播新文化新艺术思想,推动中国新美术的发展发挥过积极深远的影响。但随着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这个刚刚构建的系统被冲击地四处溃散。直到新中国成立,才慢慢恢复。今天,当中国美术的发展得益于一个完备的公共领域的良好运作时,我们不应忘记像刘海粟先生这样的构建中国现代美术公共领域的先行者,他们曾经创建的艺术发展和推广模式仍然启迪着今天的美术界。
注释:
①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 学林出版社 1999年1月第1